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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心学要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具体解释如下：
无善无恶心之体——世界观
无善无恶就是本心最自然的状态，它是心的本体。由于心即是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所以天地万物也应该无善无恶。这就是王阳明的世界观：天地万物无善无恶，我们对待天地万物的态度也应该是无善无恶。
有善有恶意之动——人生观
有善有恶意之动。良知一旦被遮蔽，所发出的意（念头）就有了善恶，而有了善恶之后，又不肯为善去恶，所以人生观就有了善恶。良知是如何被遮蔽的呢？王阳明的结论是：习气所染。习气就是我们身处的社会，王阳明不无遗憾地说，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自动自发地去致良知，所以由众人组成的这个社会不是真诚恻怛的，而是充满了客套和虚伪。
知善知恶是良知——价值观
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与智慧的直觉（直观）力，或是直觉（直观）的道德力和智慧力。见父自然知孝是道德，何尝又不是智慧？见强凌弱所以义愤填膺，因为我们判断这是错的，这是智慧，何尝又不是道德？
为善去恶是格物——方法论
王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事上磨练，通俗而言，就是要参与社会实践，在纷繁复杂的具体事务中锻造自己的心理素质，做到动静皆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以此沉着冷静，正确应对，最后就进入“不动心”境界。
知识拓展（王阳明生平简介）：
王阳明（明代哲学家）一般指王守仁（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朱熹《仁说》原文注解与鉴赏
来自百度知道认证团队 2018-10-02
朱子家训全文：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实*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
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见色而起*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
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译文：
黎明的时候就要起床,要清扫院落.要内外整洁 。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就休息,把门窗都关好,一定要亲自检查一下 。
一碗粥一碗饭,应当考虑它们是来之不易的.(衣服,布料上的)半丝,半缕线,一定要想他们来的是很困难的 。
最好未雨绸缪,不要到了渴了才想起来掘井。
自己生活,养身的时候一定要勤俭节约,而请朋友的筵席上不要吝啬 。
如果用的器具干净整洁的话,即使是瓦做的也比金\玉为材料的要好,如果吃饭吃的少而精的话,即使是普通的蔬菜也是珍馐美味 。。
不要盖奢华的房屋,不要谋取肥沃的田地
三姑六婆那些人,她们实在是荒*和盗贼的媒人(这里不是"三姑六婆,而是指一些爱搬弄是非的女人,象水浒里面的王婆).美丽的婢子漂亮的妾,这并不是家内的福气 。
童子和仆人不要选面貌俊美的,妻妾一定不要浓装艳抹 。
祖宗虽然距离我们遥远,但是祭祀的事情不可不诚心.子孙即使是愚钝,经书也不可不读 。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平常做人修身一定要品质淳朴简约,教育子孙一定要用好的方法 。
不要贪图以外得来的财富,不要喝过量的酒 。
与那些挑着扁担做小生意的人做买卖,不要占人家的便宜.见到贫苦的亲戚或者是邻里,要多加体恤安抚
如果为人刻薄主持这个家的话,天理是不会让你九享福气的.如果违背伦常,乖戾叛逆的话,马上就会消亡 。
对于兄弟 叔侄,要多多安抚贫寡,长幼内外,应当家法严格
听从妇人的言论,溺爱骨肉,这那里是大丈夫的作为.偏重钱财,不孝顺父母,不是人的子孙的行为 。
嫁女儿要选择品质好的女婿,不要要贵重的聘礼.娶儿媳要求端方的淑女,不要计较厚重的陪嫁 。
看见富贵的人就生出陷害之心的人,是最可耻的.遇到贫穷的人故意作出不可一世的人,是最卑贱的,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主持家道一定要防止争吵讼告,如果 讼告会导致凶险的祸患.处世为人要戒除多说话,言多必失不要依仗着势力就去凌辱威逼孤弱的人.不要贪于嘴上的享受就恣意屠杀牲畜性格乖僻自以为是,后悔的事情和失误肯定会多.颓废懒惰自甘现状,家道是难以成就的与那些恶少交往,久而久之一定会被他们拖累.与老成的人交往,如果碰到急的事情可以依靠他们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不要轻信别人的谗言,要想象是不是别人的污蔑,应当忍耐多思考.因为事情互相争吵,要想象是不是自己的不是,要平心静气再想 。帮助别人的事情别再整日耿耿于坏,受到别人的恩惠一定不要忘记做什么事都要留出余地,取得成功就要适可而止人家有喜庆的事情,不可生出妒忌的心理.人家有祸患的时候,不要有幸灾乐祸的情绪有善心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不是真正的善心.有恶心怕别人知道,这就是大恶见到美色而起*心,报应就会在妻子女儿身上.藏匿怨心而暗箭伤人,祸患就会延及到子孙如果家中人人关系融洽,即使是吃不上饭,也有高兴的事情 。
国学的学习完毕,即使口袋里面没有什么钱,也自得其乐读书是以学习圣贤为志向的,不是仅仅为了科举考试.作官的时候心里要有国君和国家,哪里仅仅计较自己的家庭 。守住做人的本分安于命运,顺从时令听从天意如果做人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很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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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家训》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它从生活的方方面面诠释了做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正确态度。“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让我们想到了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化社会，这样恬静的生活让人神往。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这种简朴的生活作风值得我们所有现代人去学习，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更应该去践行这种价值观。
在这个竟争激烈的社会，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去牺牲他，人的利益，欲望让人类变的更加自私。从轰动一时的三鹿奶粉到时下蒙牛检出强致癌物，各种各样的食品问题出现在我们身边，迫使我们对中国的食品安全倍感失望。“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勿贪意外之财”“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刻薄成家,理无久享”，古人都能学会知足，为什么我们却总要为了名利奔走，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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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是什么意思
意思： 我们吃每一碗粥、每一碗饭时,应该想想这粥饭里有多少人的付出,多少能源的消耗,真的是来之不易；我们生活所需的每半根丝、每半缕线, 都要常想其中包含几多物质能源和几多人的心血,应该好好珍惜。 出自：《朱子家训》 作者：朱柏庐（清） 朱伯庐(1627-1698)，名用纯，字致一，号柏庐。清初江苏昆山（今属江苏）人。《朱子家训》的作者。 自幼致力读书曾考取秀才志于仕途。清入关明亡遂不再求取功名，居乡教授学生，并潜心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一时颇负盛名。康熙曾多次征召，他坚辞不应博学鸿词科。著有《删补易经蒙引》、《四书讲义》、《劝言》、《耻耕堂诗文集》、《大学中庸讲义》和《愧纳集》。其《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流传很广。 《朱子家训》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如中有一联：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朱子家训》仅522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当然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如：对女性的某种偏见等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我们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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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于 2019-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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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他的意思是什么？
朱子家训全文：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实*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禽。 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依。 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见色而起*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 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译文： 黎明的时候就要起床,要清扫院落.要内外整洁 。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就休息,把门窗都关好,一定要亲自检查一下 。 一碗粥一碗饭,应当考虑它们是来之不易的.(衣服,布料上的)半丝,半缕线,一定要想他们来的是很困难的 。 最好未雨绸缪,不要到了渴了才想起来掘井。 自己生活,养身的时候一定要勤俭节约,而请朋友的筵席上不要吝啬 。 如果用的器具干净整洁的话,即使是瓦做的也比金\玉为材料的要好,如果吃饭吃的少而精的话,即使是普通的蔬菜也是珍馐美味 。。 不要盖奢华的房屋,不要谋取肥沃的田地 三姑六婆那些人,她们实在是荒*和盗贼的媒人(这里不是"三姑六婆,而是指一些爱搬弄是非的女人,象水浒里面的王婆).美丽的婢子漂亮的妾,这并不是家内的福气 。 童子和仆人不要选面貌俊美的,妻妾一定不要浓装艳抹 。 祖宗虽然距离我们遥远,但是祭祀的事情不可不诚心.子孙即使是愚钝,经书也不可不读 。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平常做人修身一定要品质淳朴简约,教育子孙一定要用好的方法 。 不要贪图以外得来的财富,不要喝过量的酒 。 与那些挑着扁担做小生意的人做买卖,不要占人家的便宜.见到贫苦的亲戚或者是邻里,要多加体恤安抚 如果为人刻薄主持这个家的话,天理是不会让你九享福气的.如果违背伦常,乖戾叛逆的话,马上就会消亡 。 对于兄弟 叔侄,要多多安抚贫寡,长幼内外,应当家法严格 听从妇人的言论,溺爱骨肉,这那里是大丈夫的作为.偏重钱财,不孝顺父母,不是人的子孙的行为 。 嫁女儿要选择品质好的女婿,不要要贵重的聘礼.娶儿媳要求端方的淑女,不要计较厚重的陪嫁 。 看见富贵的人就生出陷害之心的人,是最可耻的.遇到贫穷的人故意作出不可一世的人,是最卑贱的,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主持家道一定要防止争吵讼告,如果 讼告会导致凶险的祸患.处世为人要戒除多说话,言多必失 不要依仗着势力就去凌辱威逼孤弱的人.不要贪于嘴上的享受就恣意屠杀牲畜 性格乖僻自以为是,后悔的事情和失误肯定会多.颓废懒惰自甘现状,家道是难以成就的 与那些恶少交往,久而久之一定会被他们拖累.与老成的人交往,如果碰到急的事情可以依靠他们 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不要轻信别人的谗言,要想象是不是别人的污蔑,应当忍耐多思考.因为事情互相争吵,要想象是不是自己的不是,要平心静气再想 。帮助别人的事情别再整日耿耿于坏,受到别人的恩惠一定不要忘记 做什么事都要留出余地,取得成功就要适可而止 人家有喜庆的事情,不可生出妒忌的心理.人家有祸患的时候,不要有幸灾乐祸的情绪 有善心一定要让别人知道,不是真正的善心.有恶心怕别人知道,这就是大恶 见到美色而起*心,报应就会在妻子女儿身上.藏匿怨心而暗箭伤人,祸患就会延及到子孙 如果家中人人关系融洽,即使是吃不上饭,也有高兴的事情 。 国学的学习完毕,即使口袋里面没有什么钱,也自得其乐 读书是以学习圣贤为志向的,不是仅仅为了科举考试.作官的时候心里要有国君和国家,哪里仅仅计较自己的家庭 。守住做人的本分安于命运,顺从时令听从天意如果做人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很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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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吃每一碗粥、每一碗饭时,应该想想这粥饭里有多少人的付出,多少能源的消耗,真的是来之不易；我们生活所需的每半根丝、每半缕线,都要常常想想其中包含几多物质能源和几多人的心血,应该好好珍惜. 这句话告诫人们养成勤俭节约的美德要从日常生活、穿衣吃饭做起,不要铺张浪费.切莫把日常微小的事物看轻了,从而不知珍惜.要知道每一样东西的背后有多少人的辛勤付出,有多少能源的消耗；桩桩件件来之不易.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出自明、清时期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 扩展资料 《朱子治家格言》是清初朱柏庐所著。朱柏庐（1617～1688），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名用纯，字致一。昆山（今属江苏）人。与归有光、顾炎武为“昆山三贤”。明诸生。清顺治二年（1645年）其父在守昆山城抵御清军时遇难。 朱柏庐侍奉老母，抚育弟妹，播迁流离，备极艰辛。局势稍定，返回故里。因敬仰晋人王裒“攀柏庐墓”（含有不忘杀父之仇的意思）之义，故自号柏庐。居乡教授学生，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 平生精神宁谧，严以律己，对当时愿和他交往的官吏、豪绅，以礼自持。他与顾炎武坚辞不应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后又坚拒地方官举荐的乡饮大宾。除《朱子家训》外，尚著有《删补易经蒙引》、《四书讲义》、《困衡录》、《愧讷集》、《春秋五传酌解》、《毋欺录》等。 朱子治家格言：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 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 勿营华屋，勿谋良田。 三姑六婆，实*盗之媒。 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 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 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 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勿占便宜。 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 刻薄成家，理无久享。 伦常乖舛，立见消亡。 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 长幼内外，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 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 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 娶媳求淑女，毋计厚奁。 见富贵而生谗容者，最可耻。 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 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 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勿贪口腹而恣杀牲禽。 乖僻自是，悔误必多。 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 屈志老成，急则可相倚。 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 因事相争，焉知非我 之不是，须平心静想。 施惠无念，受恩莫忘。 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 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 善欲人见，不是真善。 恶恐人知，便是大恶。 见色而起*心，报在妻女。 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 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 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 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 守分安命，顺时听天。 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朱子治家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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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句话告诫了人们什么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出自明、清时期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世称《朱子家训》） 意思是说：吃每一碗粥、每一碗饭时，应该想想这粥饭里有多少人的付出，多少能源的消耗，真的是来之不易；我们生活所需的每半根丝、每半缕线，都要常常想想其中包含几多物质能源和几多人的心血，应该好好珍惜。 这句话告诫人们养成勤俭节约的美德要从日常生活、穿衣吃饭做起，不要铺张浪费。切莫把日常微小的事物看轻了，从而不知珍惜。要知道每一样东西的背后有多少人的辛勤付出，有多少能源的消耗；桩桩件件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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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意思
中心意思：就是要我们不要铺张浪费，勤俭节约。 联想： 当洗手后忘关水龙头时，你是否想过人类剩下最后一滴水将是从哪里来？也许就是你的眼泪吧。 当你把剩饭乱倒的时候，是否想过农民伯伯背朝天的艰辛汗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便是艰辛的又一真实体现。 事例： 历史上，伟人毛泽东要求别人的自己首先做到。他一生粗茶淡饭，睡硬板床，穿粗布衣，生活极为简朴，一件睡衣竟然补了73次、穿了20年。经济困难时期，他自己主动减薪、降低生活标准，不吃鱼肉、水果。上世纪60年代，有一次他召开会议到中午还没有结束，他留大家吃午饭，餐桌上一大盆肉丸熬白菜、几小碟咸菜，主食是烧饼。伟人在勤俭节约方面为国人做出了表率。 最终体会： 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小到一个人、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整个人类，要想生存，要想发展，都离不开勤俭节约这四个字。可以说修身、齐家、治国都离不开勤俭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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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出自哪?
1、出处： 明末清初朱柏庐的《朱子家训》。 2、原文节选：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 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3、释义： 黎明的时候就要起床，清扫院落，保持内外整洁 。 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就要休息，把门窗都关好，一定要亲自检查一下 。 一碗粥一碗饭，应当想到它们是来之不易的。(衣服,布料上的)半丝，半缕线，一定要想他们是来之不易的 。 要未雨绸缪，不要到了渴了才想起来掘井。 自己生活时候一定要勤俭节约，而请朋友的筵席上不要吝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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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九渊的学术之争
仁说·朱熹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又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则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亲孝，事兄弟，乃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则以让国而逃，谏伐而饿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杀身成仁”，则以欲甚于生、恶甚于死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
或曰：“若子之言，则程子所谓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者，非欤？”曰：“不然。程子之所诃，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谓情性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学者诵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离爱而言仁，故特论此以发明其遗意。而子顾以为异乎程子之说，不亦误哉？”
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盖有谓爱非仁，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者矣。亦有谓爱非仁，而以心有知觉释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则彼皆非欤？”曰：“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观孔子答子贡博施济众之问，与程子所谓觉不可以训仁者，则可见矣。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抑泛言同体者，使人含胡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矣。专言知觉者，使人张皇迫躁而无沉潜之味，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盖胥失之。而知觉之云者，于圣门所示乐山能守之气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因并记其语，作《仁说》。
〔注释〕 心：认识能力。宜别：适当区别。该：周备、详核。汲汲：急切貌。让国而逃，谏伐而饿：指伯夷、叔齐之事。坱(yǎng)然：原指弥漫状，此作整个、全体。包：包容。爱情仁性：爱是情，仁是性。朱熹认为，情是已发，性是未发，因此，情、性不可等同。诃：诃斥。攸属：归属。病：以……为病。知觉：感官认识客观事物的作用。迫躁：窘迫急躁。胥：皆、都。
(汤勤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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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 “仁”自孔子创论，便成为儒学的核心，成为儒家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而深深地影响后世。宋代学者在儒学哲理化的发展中，对仁学进行了更深入的理性思辨，不仅丰富了仁学的理论内容，扩大了仁爱的范围，而且在论争中进一步完善了仁学的义理结构，提高了仁的观念在儒学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这其中，朱熹的《仁说》便是标志着宋儒思辨的仁学体系诞生的一篇精彩的散文。
朱熹作《仁说》，先有初稿，历两年“数易其稿”，约改定于乾道九年(1173年)44岁时，这正是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发展形成的重要阶段。乾道六年，朱熹在融合闽学与湖湘学、程颢的主静和程颐的主敬思想，确定他的中和新说之后，进而撰《仁说》，触发了与湖湘学者有关仁说的大辩论。论争围绕性说、仁说、心说三阶段展开，论争的结果是张栻放弃了湖湘派以“觉”言仁的说法，与朱熹达成一些共识，而朱熹也在论争中不断修正、改定了《仁说》。这场辩论对于朱子思想的发展而走向成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文章前半直陈己意，论说仁的义理结构；后半批驳两种异说，一是以“仁为爱之理”是否违背程颐“爱情仁性，不可以爱为仁”的说法，二是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说和“心有知觉释仁”说。
根据《仁说》，并综合朱子《语类》、《文集》之所论，可以看出，朱熹的仁学体系是建立在理体气用的宇宙本体到人性二元论再到心统性情论的理论基础上的。这个仁学体系以天人合一为基础，以心统性情为构架，认为天地生生不已，永无止息，是生物之仁；人得天地之心以为心，因而人心之德即为仁。天地之心的元、亨、利、贞四德落实到人的本心即为仁义礼智，而仁包四德。心有未发已发之分，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性之未发为仁之体，情之已发为仁之用。情具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四端，而恻隐贯通四端。“爱之理便是心之德”，因而亦可言爱之理为仁、为体，爱之发为情、为用。不能离爱而言仁，“爱亲仁民爱物，无非仁也”。孔门求仁之教，也就是要存此仁心，行此仁教，克己复礼，爱人利物。在这个体系中，强调的是道德规范之理对情的主导作用。而由道德本体发生的道德行为，如克己复礼，也便体现了天理。这样便形成了天理转化为人心主体，再达到道德感情与行为符合天理的合一。
自孔子言“仁者爱人”，学者多以爱说仁，成为传统旧说，至宋而新说出。程颢以“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为论，程颐更区分“爱自是情，仁自是性”，湖湘学者则标榜谢良佐(上蔡)以知觉为仁的旗帜，张栻、吕祖谦等也都相信以觉说仁的新说。朱熹深感学者们离爱说仁、造成架空说出、使仁“更无安顿处”、且忽略操存涵养工夫的流弊，因而他主张以爱推求仁，把知仁与为仁统一起来，把认识仁的“知”与涵养仁的“行”结合起来。他认为，他的这种思想并不违背程颐的“爱情仁性”说，《语类》有言：“伊川也不是道爱不是仁，若当初有人会问，必说道‘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如此方分晓。”事实上，朱熹“仁为爱之理”说正是以伊川“爱情仁性”说为指导、受启发而提出来的。朱熹在“爱为情”说上找到了所以爱之理，“一方面可以保住仁之超越性，另一方面又重新发现仁与爱的关系”(刘述先语)，正是伊川理路的发展。
朱熹批驳“物我为一”，针对的是程门高弟杨时，批评“心有知觉”，则针对谢良佐，然间接而言都在驳程颢。程颢在“心是理”、“道即性”的天人一本论基础上提出了“以觉识仁”的修养论，即把仁当作感性直觉，自然而然地做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一种类似于禅宗当下即是、明心见性的感性直觉方法。朱熹以为，仁者之心可以与天地万物同体，却不是将天地万物同体为仁(《语类》卷二十)。从本体而言，此心之德为仁乃能爱，爱出于心，乃天性所本有，心有爱并不因其同体；若必为同体始爱，则爱之理在外不在内(《文集》卷四十二《答胡广仲》)。再者，“万物与我为一”不是仁之体，却是仁之量。“譬如说屋，不论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说屋如此大，容得许多物。如万物为一，只是说得仁之量。”所以朱熹认为这“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
谢良佐亦程氏门人，他发挥了程颢“以觉识仁”的直觉内省观点，认为道是自然移易不得之理，体现于我身即是德，心有知觉识得痛痒便是仁。仁既是生命，又是感觉。湖湘学者甚至把他“心有知觉谓之仁”捧为“谢先生救拔千余年陷溺固滞之病”。朱熹却认为，以知觉言仁“非得名之实”，是仁智不分，在《答胡广仲书》及《答张敬夫论仁说》诸书作了反复论辩。朱子以为，孟子之言知觉，谓知此事觉此理，而广仲引之以明上蔡之说，以知此觉此为知仁觉仁，“仁本吾心之德，又将谁使知之而觉之耶？”仁者固能觉，谓觉为仁却不可。仁者心有知觉，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如言仁者必有勇，岂可便以勇为仁，这就是不知仁之所以得名，而指其所兼者为仁体之误。然而实际上，上蔡所言知觉，知是知此仁体，觉是觉此仁体，朱子释为感官知觉，却是误解。
以觉言仁与以爱言仁，反映的是湖湘派与程朱派道德修养方法的不同。湖湘派主张先察识仁体(知仁)，而后操存涵养，先知后行；朱熹的主张则从先涵养后察识出发，注重的是用敬的践履工夫。
朱陆之争起于鹅湖之会，因鹅湖之会而使两家分歧公开化。然而鹅湖之会上争论的焦点为所谓“尊德性”还是“道问学”，这看来只是为学方法问题，似乎并未涉及双方分歧的本质内容。所以黄宗羲也曾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这样评述说：
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两家之意见既不同……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他指出，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只是理学教人入门方法之不同，二者本不能截然分开。况且朱陆在其中虽各强调一面，却同时兼顾另一面，所以他们这种争议，构不成根本的分歧。朱陆“同植纲常，同扶名教”，都发挥理学精义，即使意见有所不同，也只是“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而已。他们在为学中表现了各人性情和道德实践的差别。
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朱陆之争为什么会沿续几百年，成为贯通理学发展的重要线索呢？双方实质性的分歧到底存在于何处？黄氏这里只就朱、陆后学的门户之见来做分析，显然不足以说明问题。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
鹅湖之会发生在淳熙二年（1175年）春天。时吕祖谦访朱熹至武夷，二人共同读周、张、二程书，编辑《近思录》。后朱熹送吕祖谦至信州鹅湖寺，吕素知朱、陆二人在理学观点上有分歧，意欲调和统一之，所以约陆九龄、陆九渊来鹅湖一会，共同讨论学术问题。据《东莱年谱》记载：“淳熙二年乙未，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访朱编修元晦，潘叔昌从，留月余。同观关洛书，辑《近思录》。朱编修送公至信州鹅湖，陆子寿、陆子静、刘子澄及江浙诸友皆来会。”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上，二陆主张先发明本心，然后加以博览，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明心功夫终究久大；朱熹则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先博览而后归之约。双方各持己见，陆九龄、陆九渊并赋诗明志，讥讽朱熹格物渐修功夫为“支离”，总不免要泛观。这引起朱熹的不满。双方辩论三天，观点始终未得到统一。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及所邀刘子澄、赵景昭（《陆九渊年谱》），另据《宋元学案》，陆氏弟子朱亨道及其兄朱济道也参加了此会。
关于鹅湖之会的详情，《语录》中有一段陆九渊的回忆，其中说：吕伯恭为鹅湖之集，先兄复斋谓某曰：“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又令某自说，至晚罢。先兄云：“子静之说是。”次早，某请先兄说，先兄云：“某无说，夜来思之，子静之说极是。方得一诗云：‘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蓁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某云：“诗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说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诗。”
及至鹅湖，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先兄举诗，才四句，元晦顾伯恭曰：“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举诗罢，遂致辩于先兄。某云：“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举诗至此，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元晦大不怿，于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竟为元晦所尼。（《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上》）
回忆中详述了鹅湖之会前二陆相互切磋，意见基本达成一致，以及赋诗明志的经过，略述了会上以陆九渊、陆九龄为一方，朱熹、吕祖谦为另一方讨论三天的过程。陆九渊认为，会上，吕祖谦对他与九龄的意见有虚心听取之意，但其观点竟限于朱熹的影响而不能拓展。
又据《陆九渊年谱》，朱亨道书曰：鹅湖之会，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先生更欲与元晦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复斋止之。（《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
二陆主张“易简工夫”，是以确认先天心性为前提的。其所谓“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和“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的诗句，都是表明先确立“心”本体，以心为一切道德价值根源的观点，主张由“明心”而扩展到读书问学的。二陆把“心”当作人生代代相传、永不磨灭的道德本体，认为千古圣人只是以心相传，不用传之文字，所以陆九渊更欲与朱熹相辩，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说明他认为朱熹的“支离”，不仅在于方法的不简易，而且在于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渊源——人心本体。
鹅湖之会后三年，朱熹才和陆诗说：“德业流风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携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陆九渊年谱》）诗中的“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一句，不仅婉转地批评陆学“脱略文字，直趋本根”（《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十五）的为学方法，也点出了陆氏心学的本体乃“不依文字而立者”[1]。这恰可以看作朱熹对鹅湖之会上二陆所主张的心学思想，及陆九渊“尧舜之前何书可读”这一问题的回应。说明鹅湖之会及会后，朱陆双方都已开始意识到，在工夫问题背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关于本体的分歧。 鹅湖之会以后，朱陆又一次重要的会晤是南康之会。
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知南康军，二月，陆九渊访朱熹于南康，朱熹请陆九渊登白鹿洞书院讲习。陆九渊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都十分感动，至有泣下者，朱熹也当即离座向众人说：“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并再三表示“熹在此不曾说到这里，负愧何言。”（《陆九渊年谱》）又请陆九渊书写讲义，将讲义刻于石以作纪念。南康之会，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所讲的核心问题是“义利之辨”，而这正是陆九渊为学的一大宗旨。如《陆九渊集·语录上》曾载这样一段话：傅子渊自此归其家，陈正己问之曰：“陆先生教人何先？”对曰：“辨志。”正己复问曰：“何辨？”对曰：“义利之辨。”若子渊之对，可谓切要。
傅子渊之对所以重要，就在于他道出了陆九渊为学的要义，这要义，陆九渊在南康之会时于白鹿洞书院借《论语》一章做了淋漓透彻的发挥。他讲道：此章以义利判君子小人……窃谓学者于此，当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习，所习由其所志。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于利，所习在利，斯喻于利矣。故学者之志不可不辨也。（《陆九渊集》卷二十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
他认为，儒家以义利判君子小人，其核心问题是辨志。人的认识来源于日常生活中的习染，而习染的结果却决定于你的志向如何。志于“利”者，必被“利”所趋；志于“义”者，则以“义”为行为的准则。所以为学之要在于立志。他联系到当时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制度谈到：科举取士久矣，名儒钜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从事其间，更历之多，讲习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顾恐不在于义耳。（《陆九渊集》卷二十三《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
多少年来，科举制沿袭下来，使为学问者都不能免此。然而科举取士的标准，是看其做文章的技艺如何，及是否投有司之所好。这样，它引导人们习尚的只是对技艺的追求和唯利是图的风气。像这样，怎么能不使人“喻于利”，又怎么能不与圣贤的教导背道而驰呢？
他指出，为克服这些蔽害，必须提出“立志”。立志，就是不以科场得失为目标，而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做人的标准；这就是去名利之念，不徇流俗，以圣贤为志，以治平自任。他以为，以这种态度来问学，才得“正学”。否则，“更历之多”、“讲习之熟”，也只能适得其反。故他说：“为辞章从事场屋，今所未免。苟志于道，是安能害之哉？”（《陆九渊集》卷十九《宜章县学记》）“士而有识，是可以察其故，得其情，而知所去就矣。退不溺其俗而有以自立，进不负所学而有以自达，使千载之弊一旦而反诸其正……。”（《贵溪重修县学记》）只要为“士”者以义利之辨来决定“去就”，就可使科举的“千载之弊”而得“反诸其正”。
陆九渊又以“义利之辨”来讲儒释区别，以说明自己为学的理论根据。他认为，儒释的区别不在于本体的虚无与实有，而在于用这种本体来证明经世或出世的思想。儒家讲人生，讲人道、人事，都是为了“经世”；佛教讲生死、讲轮回，只是为了逃避人生的苦难和烦恼。所以儒家的道德修养即使达到“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的境地，也绝不会与佛教的虚无本体相混同。他说：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人有五官，官有其事，于是有是非得失，于是有教有学。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义、曰公。
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陆九渊集》卷二《与王顺伯》。）
陆九渊讲“义利之辨”，是要人在做人的根本目标上进行一次价值的转换，确立人生价值观；并用此价值观去指导读书求知和道德践履。他以为，在这一“本心”的发用下，无论是读书，还是考科举，都是为了义，为了公，而不是为了利，为了私。这样，他便从确立道德的价值观方面，找到了维系道问学与尊德性两种方法的共同理论支柱。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所以得到朱熹赞赏，也正因为这一点。
然而，陆九渊“义利之辨”的讲习，只是在朱陆的不同为学方法上找到了一个统一点，使双方对立的情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在本体问题上，他们的分歧仍没有得到解决。所以《陆九渊年谱》上有这样的记载：“淳熙八年辛丑……访朱元晦于南康。时元晦为南康守，与先生泛舟乐，曰：‘自有宇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陆九渊集》卷三十六）
朱熹这一提问，使人很容易联想到后来《传习录》（下）文中，王守仁的友人对王守仁所曾有过的关于“山中花树”的提问。事实上，朱熹在这里正是以一种可以令人接受的方式，向陆九渊提出陆氏心学所面临的理论难题，这就是：既然人生于天地间，灵于万物，那么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到底谁先谁后，有没有个前因后果呢？这个问题，恰为后来朱陆的“无极、太极”之争留下了伏笔。 “无极、太极”之争是朱陆关于本体的争论，这是朱陆继鹅湖之会的方法之争以后，又经很长一段时间酝酿所发生的争论，是双方对于争论实质有了进一步认识的表现。
“无极”、“太极”问题，本由陆九渊之兄九韶提出。九韶以为，《太极图说》言“无极”，与《通书》不相类，“盖《通书·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未尝于其上加无极字。《动静章》言五行、阴阳、太极，亦无无极之文。”（《陆九渊集》卷二《与朱元晦》一）故他怀疑《太极图说》非周敦颐所为，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作《通书》时，不言无极，盖已知其说之非矣。”（《与朱元晦》一）他就这一问题向朱熹提问，朱熹作答，双方经两次书信往复，由九韶提出不愿再辩，于是终止。然而这个问题被陆九渊接过，淳熙十四年（1187年）他主动提出再辩，争辩继而转到了陆九渊与朱熹之间。
陆九韶提出“无极”与“太极”，本是就周敦颐《太极图说》质疑，并无借此立说之意。而朱熹在答书中借《太极图说》发挥自己关于“天理”的观点，谓“太极无形而有理”，并把这当作周敦颐本人的思想加以阐释，由此而批评陆九韶“未及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轻于立论，徒为多说”（《宋元学案》卷五十七《梭山学案附录》）。这又引起陆九渊的不满，他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其实是借此机会阐发关于心与理、天与人关系的观点，给朱熹一个小小的回应。陆九渊在给朱熹的第一封信中，叙述了九韶与朱熹辩论的缘由后，即开宗明义指出：“夫太极者，实有是理，圣人从而发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论，使后人簸弄于颊舌纸笔之间也。”（《与朱元晦》一）他以为，对于“理”，关键不在于发议论、弄纸笔，如何用言辞去表达它，而在于认识它的实在性，并有真实切己的体验。陆九渊这一论点，抓住了朱陆双方分歧的实质，因而朱熹在回信中也不得不先附和他这一观点，说：“若于此有以灼然实见太极之真体，则知不言者不为少，而言之者不为多矣。”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辩太极图说书》）朱熹认为，当前的问题是，理既未明，则人对于理各有所见，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便会使双方各根据己意取舍对方言语，曲解对方意思。朱陆在辩论开始即暴露的这些观点表明，朱熹强调对“理”的认识与讲明，陆九渊强调对“理”的真实性体验，尽管他们对“理”的问题各有不同的立场，却共同意识到，双方的分歧已不在为学方法，而集中于对“理”（本体）的认识与理解。
再看“无极、太极”之辩中朱陆双方所暴露的观点分歧：
1、关于无极与太极。双方对“太极”的训解不同，其实表现了对“理”的观点，即界定角度不同。
朱熹训“极”为“至极”，曰：“太极者何？即两仪四象八卦之理，具于三者之先而蕴于三者之内者也。圣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极，无名可名，故特谓之太极。”（《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陆子静之五》）太极即是“理”的总汇，天地万物的究竟至极；“本然之理”、“不属有无，不落方体”，无名可名，故又称之为“无极”；“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太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象山学案·辩太极图说书》）他用“无极”与“太极”的不同称呼，表明了“理”与“物”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
陆九渊训“极”为“中”，以为“太极”即是“实理”。曰：“盖极者，中也，言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是奚可哉？”“夫太极者，实有是理，……其为万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岂以人之言不言之故耶？”（《与朱元晦》一）“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岂容以字义拘之乎？”（《与朱元晦》二）他以为“理”所讲的是人生日用之理，圣人所瞩目的是如何践履道德，“言即其事，事即其言，所谓‘言顾行，行顾言’”（《与朱元晦》二），而不是在名称上兜圈子，所以任何语言文字的雕琢都无益于对“理”的认识。他又指出：“‘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与朱元晦》一）《老子》首章便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生于无”的观点是老氏从始至终的为学宗旨，“无极而太极”正是贯彻了老氏这种观点。
朱熹言“理”，侧重于探讨宇宙自然的“所以然”，陆九渊言“理”，则更偏重于人生伦理，这就是他们对理产生分歧的理由。
2、关于阴阳与道，表现双方对现象与本体问题的不同认识。
陆九渊以为阴阳即是形而上之道，它概括了宇宙间一切对立的事物和现象。他说：“《易》之为道，一阴一阳而已，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阖辟……何适而非一阴一阳哉？”（《与朱元晦》二）“‘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与朱元晦》一）因他所谓“理”不分天人、理欲，乃“三极”合一之理，人在此理之中而为理的主宰，所以有“阴阳即是形而上者”之说。朱熹则以阴阳为“形而下”之器，把它看作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故针对陆九渊的观点说：“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为是器之理者，则道也。如是则来书所谓始终、晦明、奇耦之属，皆阴阳所为之器，独其所以为是器之理……乃为道耳。”（《象山学案·辩太极图说书》）陆九渊则斥之曰：“以一阴一阳为‘器’而谓不得为‘道’，此无乃少绌古书为不足信，而微任胸臆之所裁乎？”（《与朱元晦》二）朱陆此一争议涉及了朱熹理气观与陆九渊道器一元论的分歧。
3、关于对“中”的看法，其实涉及了与本体论相关的“气质之性”的看法。
与本体论的理气观相应，朱熹认为性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据此，他在解释周敦颐的《通书》时以“太极”为“理”，而认为“中”是对“气禀发用”，“刚善刚恶”、“柔善柔恶”的气质的调节。他说：“盖其所谓灵、所谓一者，乃为太极；而所谓中者，乃气禀之得中，与刚善刚恶、柔善柔恶者为五性，而属乎五行，初未尝以是为太极也。”又说：“盖此中字，是就气禀发用而言，其无过不及处耳，非直指本体未发、无所偏倚者而言也，岂可以此而训极为中也哉？”（《象山学案·辩太极图说书》）而陆九渊则直以“极”为“中”，认为“中即至理”，“曰极、曰中、曰至，其实一也”（《与朱元晦》二）。
无极、太极之辩，陆九渊一方为主动挑起者，朱熹则可视为被动应战。陆九渊主动向朱熹发起争辩的原因，他曾在《与陶赞仲》的书中写道：
《太极图说》，乃梭山兄辩其非是，大抵言无极而太极是老氏之学，与《周子通书》不类。《通书》言太极不言无极，《易大传》亦只言太极不言无极。若于太极上加无极二字，乃是蔽于老氏之学。又其《图说》本见于朱子发附录。朱子发明言陈希夷太极图传在周茂叔，遂以传二程，则其来历为老氏之学明矣。《周子通书》与二程言论，绝不见无极二字，以此知三公盖已皆知无极之说为非矣。（《陆九渊集》卷十五《与陶赞仲》）
《宋元学案·象山学案》在朱陆《辩太极图说书》之后有杨开沅案，其中引用了这一段，以为这是“象山所以反复不已”的原因。而陆九渊所以详细述此，一方面在于讲明朱子思想渊源在老氏而不在儒家，同时他又进一步指出，古人所谓异端者，不专指佛老，“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绪，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与陶赞仲》）表明他并不以佛老为辞指摘朱学，而要在“理”的问题上与朱熹争个高下。在《与林叔虎》信中又言：“与晦翁往复书，因得发明其平生学问之病，近得尽朋友之义，远则破后学之疑，为后世之益。”（《陆九渊集》卷九）
陆九渊所言朱熹“平时学问之病”在哪里呢？他在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后不久在《与赵咏道》及《与曾宅之》的书信中表述得最为清楚，这就是：
第一，指责朱熹贩卖老氏“有生于无”的观点，离开了儒家思想传统（见前《与陶赞仲》）。
第二，认为理为“实理”，“存心”即是明理，“一意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卷十二《与赵咏道》二），指出朱熹从事“口耳之学”，是“自为支离之说以自萦缠”（卷一《与曾宅之》），这里表达的是“理”注重体验，注重实行，而不依文字而立的意思。
第三，指出“三极”同此理，天人一理。“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卷一《与曾宅之》）；内此理，外此理。认为朱熹以理为外，脱离“实事”、“实德”、“实行”，因此重言辞，“尚智巧”，流弊在于“文貌日胜，事实湮于意见，典训芜于辨说，揣量模写之工，依仿假借之似。”（《与曾宅之》）
朱陆“无极、太极”之辩，双方思考的问题及争议的焦点都集中到“理”上，这使得陆九渊原来并不十分明晰的思想更加明晰，故上两封信可以看作是他对“理”，及“心、理”关系阐述的代表作。
但朱陆这次辩论，在陆九渊一方准备充分，思想明确，因而或直发胸意，或抓住朱熹书中漏洞予以驳斥；而朱熹一方则因对陆九渊挑战姿态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往往只就文辞训释来发挥思想观点，或指出陆九渊的“理”为一己之见，没能正确理解先哲文字。朱陆各站在不同立场上来论“理”，其观点没有很好的交锋，这是朱熹后来主动提出不再争辩，“各尊所离，各行所知”（《象山学案·辩太极图说书》）的原因。同时，这也使得很多研究朱陆之争的学者往往忽视这次争辩的理论意义和重要价值。
无极太极之辩是朱陆之争乃至宋明理学发展中的重要事件，透过双方烦琐的辩论言辞，我们不仅可以捕捉到他们争议的真正用意，而且对这一争议的研究，又可以使我们看到，在方法之争的背后，理学与心学确实在哲学宇宙观上存在着分歧。而这，在笔者看来也正是朱陆之争在理学史上表现出长久生命力的原因。
朱陆同作为理学家，他们为学方法的不同如果仅从道德修养上看，确实如黄宗羲在《学案》中所指出的，只是反映了双方在性情与道德实践上的差别，正所谓“仁者见仁，知者见知”，“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但是朱陆做为哲学家，他们理论所阐发的伦理法则背后，有着世界观与哲学体系的深刻差别，他们所主张的修养方法是与其本体观，即对于宇宙的本质的思考紧紧相联系。
朱熹以读书（道学问）为总枢纽，陆九渊以尊德性为总枢纽，朱陆言“理”，他们的哲学思想、思维逻辑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
朱熹以理为本，意在寻找万物之后决定万物的终极本质。他首先着眼的是自然，意在从自然规律中归结出“所以然”的本体，并把“所以然”推到“所当然”，把“形而上”的当然之理当作人生活动、道德意识的根源。这样，朱熹实际上是以“物”为认识对象，做出知性的概括，归纳为“理”。故此他重视语言的表达与传授，逻辑的概括与抽象。在方法上则崇尚读书、斟酌文字，要人以读书为穷理的主要方法。
与朱熹相对，陆九渊是把“义利之辨”的价值转换放在首位。陆九渊从他所处的时代中政治的腐败，思考到科举的弊病，以为当务之急是救治人心，转变人的立场。他认为多懂得道理并不能改变人的思想，因为知识的背面，有决定人知识方向的东西，这就是“志”，即为人的根本，做事的动机。
陆九渊以道德主体为本体，他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理性。他以直觉为本体，而认为这种本体虽超越于人的知识之上，却又不离人的知识。所以他强调尊德性，而又要以求知的手段充实本体，来作为德性的补充。
朱陆是理学家，又是哲学家，确立理学伦理本体的价值原则是他们的目标，而对于“理”的哲学建构，本体思考，只是他们建构理学的思维手段。对于理学主旨他们是明确的，我们尽力去发现他们争论的理论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理学发展以及心学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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