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卷二百五 列传第一百三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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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昌龄母杨，世居蔡。昌龄更事吴少阳，至元济时，为吴房令。母常密戒曰："逆顺成败，儿可图之。"昌龄未决，徒郾城，杨复曰："逆贼欺天，神所不福。当逆降，无以我累。儿为忠臣，吾死不慊。"会王师逼郾城，昌龄乃降。宪宗喜，即拜郾城令兼监察御史，昌龄谢曰："母之训也，臣何能!"帝嗟叹。元济囚杨，欲杀者屡矣。蔡平而母在，陈许节度李逊表之，封北平郡太君。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泾州，叶蕃寇边，并战死。和子年十七，单身被发徒跣蓑裳抵泾屯，日丐贷，护二丧还，葬於乡，植松柏，翦发坏容，庐墓所。节度使王智兴白状，诏旌其门。

　段居贞妻谢，字小娥，洪州豫章人。居贞本历阳侠少年，重气决，娶岁馀，与谢父同贾江湖上，并为盗所杀。小娥赴江流，伤脑折足，人救以免。转侧丐食至上元，梦父及夫告所杀主名，离析其文为十二言，持问内外姻，莫能晓。陇西李公佐隐占得其意，曰："杀若父者必申兰，若天必申春，试以是求之。"小娥泣谢。诸申，乃名盗亡命者也。小娥诡服为男子，与佣保杂。物色岁馀，得兰於江州，春於独树浦。兰与春，从兄弟也。小娥托佣兰家，日以谨信自效，兰浸倚之，虽包苴无不委。小娥见所盗段、谢服用故在，益知所梦不疑。出入二箕，伺其便。它日兰尽集群偷酾酒，兰与春醉，卧庐。小娥闭户，拔佩刀斩兰首，因大呼捕贼。乡人墙救，禽春，得赃千万，其党数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状。刺史张锡嘉其烈，白观察使，使不为请。还豫章，人争聘之，不许。祝发事浮屠道，垢衣粝饭终身。

　杨含妻萧，父历，为抚州长史，以官卒，母亦亡。萧年十六，与谓皆韶淑，毁貌，载二丧还乡里，贫不能给舟庸，次宣州战鸟山，舟子委柩去。萧结庐水滨，与婢穿圹纳棺成坟，莳松柏，朝夕临，有驯鸟、缟兔、菌芝之祥。长老等为立舍，岁时进粟缣。丧满不释蓑，人高其行。或请昏，女曰："我弱不能北还，君诚为我致二柩葬故里，请事君子。"於是，含以高安尉罢归，聘之，且请如素。萧以亲未葬，许其载，辞其采。已葬，乃释服而归杨云。

　韦雍妻萧。张弘靖镇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乱，雍被劫。萧闻难，与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临刃，萧呼曰："我苟生无益，愿今日死君前。"刑者断其臂，乃杀雍。萧意象晏然，观者哀叹。是夕死。大和中，杨志诚表其烈，诏赠兰陵县君。

　雍字和叔，擢进士第。

　衡方厚妻程。大和中，方厚为邕州录事参军。招讨使董昌龄治无状，方厚数争事，昌龄怒，将执付吏，辞以疾，不免，即以死告，卧棺中。昌龄知之，使阖棺甚牢。方厚闭久，以爪攫棺，爪尽乃绝。程惧并死，不敢哭。昌龄恬不疑，厚遣其丧。程徒行至阙下，叩右银台门，自刵陈冤，下御史鞫治有实，昌龄乃得罪。文宗诏封程武昌县君，赐一子九品正官员。

　郑孝女，兖州瑕丘人。父神佐，为官兵，战死庆州。时母已亡，又无兄弟，女时年二十四，即翦发毁服，身护丧还乡里，与母合葬。庐墓下，手树松柏成林。初，许适牙兵李玄庆，至是，谢不嫁。大中中，兖州节度使萧俶状於朝，有诏旌表其闾。

　李廷节妻崔。乾符中，廷节为郏城尉。王仙芝攻汝州，廷节被执。贼见崔妹美，将妻之，诟曰："我，士人妻，死亡有命，柰何受贼污?"贼怒，刳其心食之。

　殷保晦妻封，敖孙也，名绚，字景文。能文章、草隶。保晦历校书郎。黄巢入长安，共匿兰陵里。明日，保晦逃。贼悦封色，欲取之，固拒。贼诱说万词，不答。贼怒，勃然曰："从则生，不然，正膏我剑!"封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辱逆贼手!"遂遇害。保晦归，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号而绝。

　窦烈妇者，河南人，朝邑令华某妻。初，同州军乱，逐节度使李瑭走河中，令匿望仙里，不知所舍乃仇家也。夜半盗入，捽令首，欲杀之，窦泣蔽捍，苦持贼袂，至中刀不解，令得脱走不死，贼亦去。京兆闻之，归酒帛医药，几死而愈。

庄子的观念是：：“适来，夫子时也。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这句话原本是在庄子面对老子的死亡的情况下，发出的议论：该来的时候，他（指老子）应运而生；该去的时候，他顺理而死。无论生死都应顺其自然，这样就不会让自己受到哀乐之情的困扰。

庄子的这个观点倒是在今天很受推崇，所谓的“节哀顺变”,大概也是由此而来的。庄子一直都对死亡的看法很潇洒，他的文章里面不止一次的说到死亡。除了这个谈老子的死亡，还有他妻子去世时，他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欢送妻子脱离苦难。这有些让人不能接受，但是却是庄子对生死自然的看法的真实体现。还有一篇写到他和骷髅的对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庄子路边捡到一个骷髅，感慨一番之后就枕着骷髅睡着了，半夜骷髅对他说，“你的感慨都是活人对死人的理解，而实际上，人死后就没有了君臣的区别，没有了四时更替的烦恼，实在是南面称王也比不上的快活啊。”这幽默的小故事，也反映出庄子看淡生死，甚至认为生不如死的观点了。

生命是如此的辛苦和劳累，而死亡，也未必不是一种解脱。

始则有终 以死为息

儒家视死亡为生命发展过程的自然环节，活着尽人生义务，死为自然必至，不必忧虑。孔子对死持超然态度，不以此萦怀。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对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清楚，又怎么知道死呢？孔子的弟子曾子视死为息。《礼记·檀弓上》记载，曾子说：“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这段话说明曾子对死处之泰然，生则谨慎做人处事，以求得正，死则免去了人生责任，又有何求。荀子主张“谨于治生死”，认为对生死须持慎重态度，善始善终。“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荀子·礼论》）西汉扬雄亦认为“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自然之道也。”（《法言·君子》）以人死为自然现象，不可求长生不死，与其关心神仙，不如关注人生。桓谭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求长生不死是“变易其性，求为异道，惑之不解也。”（《新论·祛蔽》）。南宋朱熹认为生时尽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待“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朱子语类》三十九）王船山亦认为生死为大化日新，势之必然，“人知衰死，而不必患死。”（《周易外传》二）

生有所立 死而不朽

儒家十分重视人生价值，强调人生责任和对社会的贡献，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永恒的价值，做到“死而不朽”。儒家学者在谈到人生价值时大都未用“不朽”一词，但“不朽”的观念则是明确的。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君子生时要立德、立功、立言，被后人赞许，则死而不朽。孔子对齐景公和伯夷、叔齐的评价也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齐景公奢靡，无德可称，是死而朽；伯夷、叔齐有德，被后人称许，则为死而不朽。他称赞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功惠后人，亦为不朽。《荀子·大略》载子贡言：“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同是一死，君子称息，小人称休，朽与不朽褒贬之意十分明显。孟子称赞“舜为法于天，可传后世”（《孟子·离娄》），又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孟子·梁惠王》）都是指人死而业绩不朽。汉初韩婴在其《韩诗外传》中说，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忠，柳下惠杀身以成信，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廉，均“名传于后世，与日月并而不息”，也为不朽。扬雄认为人生而有死，有德之人死而不朽；求仙者只乞求长生，不思有益于社会，这种人“名生而实死”。（《法言·君子》）徐干《中论·夭寿》对生命之寿和业绩不朽有精彩的论述。他说孔子讲“仁者寿”，为什么颜渊早亡，比干、子胥身陷大祸？他认为孔子所指“仁者寿”，是指业绩，不是指形体。“夫形体固自朽弊消亡之物，寿与不寿，不过数十岁，德义立与不立差数千岁，岂可同日而语哉！”徐干对“仁者寿”的解释未必是孔子的原意，但他借此所表述的思想，则在劝人在有生之年，建功立业，“其身殁矣，其道犹存”。做到死而不朽，其思想是深刻的。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十分腐朽的、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与儒家的生死观相对立，其典型代表作就是《列子·杨朱》篇所表达的思想。杨朱是战国时人，他提倡“为我”，主张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列子·杨朱》篇是否就是杨朱的思想尚无定论，但其宣扬的腐朽思想恰与杨朱的“为我”一脉相承。《列子·杨朱》篇亦主张人生而有死，“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既然同归腐骨，就要“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因而他主张“穷当年之乐”，“恣口之饮”，“肆情于色”，而不顾名声之丑，性命之危。这种腐朽的人生观与儒家积极有为的人生观大异其趣，在社会上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这种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清除。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不失为今人的两面镜子，可使人自警、自省。

生固可贵 义重于生

儒家讲死而不朽，意在重视人生价值，强调对社会的奉献，并非不重视生命，他们也讲贵生、珍生、养生。荀子认为，“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王船山讲“圣人者人之徒也，人者生之徒也。既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周易外传》卷三）但儒家贵生、珍生，并不以个人生命为最高价值。他们认为，“君子爱其形体，故以成其德义也。”（《中论·夭寿》）不是苟生，为生而生，而是在生与道义的抉择面前，义无反顾，以身殉道。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他还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孟子·告子》）王船山发挥了孟子的思想， 说：“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利生，生可舍。”（《尚书引义五》）这是说，生不是不可贵，生也不是不可舍。生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义的载体。为了道义，生可以舍去。义重于生。

儒家的生死观大体上有以上三层意思，其总的思想是主张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生则有所奉献，死则泰然处之，以理想事业作为衡量生死价值的标准，在生与道义的考验面前，“舍生取义”，以身殉道。儒家的生死观是中国传统的生死观的主流，它培育、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在历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他正是以此为精神支柱，忍辱负重，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不朽历史名著《史记》。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震古铄今。这种用生命谱写的千古绝唱，都是儒家生死观最生动感人的体现。儒家的生死观是中华名族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继承和弘扬，尽管其所论述的内容和论证的方法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但它的基本精神，则永远不会失去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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